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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两弹城”红色历史博物馆——聆听邓稼先

邓稼先使用过的红机

邓稼先与赵敬璞的合影照

邓稼先写给胡思得的便函

他为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长期甘当无名英雄,把自己的青春岁月融进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中……

或许时间已过太久,大家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只能在他的文字传记中领略一二。此刻,让我们带着崇高的敬意来缅怀这位科学巨匠——邓稼先,走进四川梓潼“两弹城”红色历史博物馆,聆听发生在他身上那些让人“难以想象”的故事。

一部直通总理的红机

邓稼先旧居在“院士别墅”东南头一片平房的最前排,三居室里,除警卫室外,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办公室,白天在机关办公,晚上在住所办公。邓稼先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老旧的油漆斑驳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部电话,当时在九院有电话也不足为奇,但桌上这部电话尤为珍贵,它是521专线,直通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如果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打给周总理,就不用通过层层领导的批示。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国家对这份事业的重视程度。

在卧室靠墙处有一大排书柜,当年这个书架上有很多专业书籍,邓稼先的最大爱好就是逛书店,特别喜欢逛外文书店。无论是到北京、上海还是其他地方,只要有机会他都会首先到当地的外文书店,仔细翻阅英文版的最新报刊书籍,只要是工作需要的,他就会买下来。

房间还有一把普通的藤椅,两张破旧的单人布沙发,一个小茶几,一个五斗柜,一架从苏联进口的弹簧床,是邓稼先岳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在邓稼先和许鹿希结婚时送的陪嫁。

邓稼先在这样偏远的山村,在这样简陋的小院一住就是14年,当他的妻子许鹿希来看望他时,也没什么盖的,就只有他平时自己用的被子。晚上天气凉,办公室主任打招呼,让警卫员去招待所抱床被子给他们用。邓稼先知道这个事情后对警卫员说:“小游,那个被子你快拿去还了,这是公家的。”

一张主动要求的合影

1979年9月13日,在新疆的戈壁滩进行一次空投氢弹核试验。在试验时,飞机空投失败,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面。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搜寻事故现场,都没有找到核弹的碎片。邓稼先想到其他同志不一定能准确辨认出核弹碎片,自己又希望获得第一手的实验数据,找出这次实验失败的原因。于是决定亲自到试验场勘察情况,遭到现场人员的强烈反对:“您是院长,您怎么能去呢?”他却说:“就因为我是院长,所以我必须去。”

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让邓稼先义无反顾冲到试验场并最终找到了核弹的碎片,近距离进行观测研究。通过他的分析,最终确定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飞机在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直接从高空摔落到地上,由于距离太远摔成了碎片,与核弹的技术研究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查明真相的邓稼先长吁了一口气,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肯定有事了,他对核弹的放射性危害再清楚不过了,仅仅一克重的钚就可以毒死一百万只鸽子,一旦侵入人体就极易被骨髓吸收,对人体的伤害就不言而喻。核辐射后果毋庸赘述,平常不爱拍照的邓稼先,主动要求与赵敬璞副部长拍了一张合影。至于为什么拍这张照片,邓稼先没说,或许是不舍这份神圣的事业,舍不下一同奋斗攻关的战友!

几天后,邓稼先到北京的医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呈粉末状,肝脏也受到损伤。看到检查报告,邓稼先深深地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一封生命最后时刻的建议书

1986年5月第2次手术后的第四天,邓稼先用颤抖的手写条子,让研究院从四川给他送材料和书籍来,要关于国外核武器进展的资料及一大批外文杂志。之后,他置生命和健康于不顾,利用做第3次手术前的两三个月时间,拼命做完一件事,那就是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议书。这是邓稼先拼尽全力,用尽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为党和国家做出的伟大贡献。建议书拟好后不久,邓稼先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

10年之后,中科院院士于敏,邓稼先的继承者、九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和时任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文章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意义。文字不多,但分量却很重。于敏等三位院士说:“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邓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了。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文章同时指出:“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严峻的事实便是邓稼先向中央提建议书的由来。

于敏等三位院士的文章说:“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和停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严峻的形势,使稼先万分焦急,他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建议书的首要意义自然是它关系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于敏等科学家在文章中谈到这份建议书具有超常价值的地方时,强调说“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这是一份凝聚着稼先和他的同事们的心血和爱国热情,又十分客观、科学的建议书。”于敏感叹道,“十年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明了建议书的正确性”。

1986年3月28日,在301医院南楼5号病房16室,邓稼先写给胡思得的便函:“老胡: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cimer,电磁轨道)等‘高科技’(现在国内新用的专门名词)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九院)。老邓3.28。”这张条子,是邓稼先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用铅笔写成的(因手腕无力,用铅笔写字可以较轻地在纸上滑行)。尽管此时天气不热,强烈的疼痛让邓稼先写这张条子时还是写写停停,知书达理的妻子一直在他身边擦着虚汗。建议书终于完成了,邓稼先让许鹿希尽快送出。在她抱着这份材料走出病房前,邓稼先叫住妻子,只说了一句话:“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邓稼先因直肠癌晚期,全身大面积出血,于1986年7月29日病逝于北京301医院。他临终前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1999年9月18日,邓稼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滔滔潼江水,巍巍长卿山,矗立于文昌帝乡梓潼的“两弹城”永远向人们述说着他的故事。

(作者陈巧 王燕单位:四川省梓潼县纪委监委)